一部中國現當代史，在空間序列上，即是一部城市與農村的互動史。上世紀２０年代，左傾機會主義者從蘇維埃照搬而來的“城市中心論”，使新民主主義革命慘遭挫折；是“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最終破解決了中國革命的難題，將人民政權送進了城市。半個多世紀以來，“以農扶工”的國策不斷抽取農業的“血液”來補充工業資本的原始積累，推動了以城市為中心的工業化進程，但城鄉“二元結構”令同源于共和國胞衣的倆兄弟——城市與農村之間的鴻溝越拉越大。　　 

    又一個甲申之年，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成為黨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忽略農村即是在漠視中國歷史的遺訓，離開城市的“三農”是沒有出路的“三聾”。現實在追尋出路，歷史在凝視現實。現在，是城市反哺農村的時候了！中國農村之大，農民人口之多，舉世無雙，要９億農民都遵循某一種模式去發展顯然是不現實的，但這不等于說“三農”問題的解決，沒有現實的可操作的實踐模式。 所以，在這個特殊的春耕時節，我們深入上海、江蘇、安徽、河北四省市的城鄉，追夢、追尋、追問——城市如何握緊農村的手？ 

　　　　　　　　　　民工ＶＳ城市：能用你的目光牽引我的腳步嗎？　　 

    ３５歲的吳永新，安徽省五河縣人。在上海楊浦區江灣鎮的幾家職業介紹所里，他已連續光顧了三天，但工作仍無著落。“聽人說上海工作好找，就跟老鄉來了，來了才知道我能干的活兒不知道哪兒要人；招人的崗位我技術又達不到要求，兩頭沒著，懸了。”偏偏又逢連陰雨，吳永新沒有傘，用裹棉被的塑料薄膜披在頭上，走在雨里，不知往哪兒好。“出門只帶了３００塊錢，除掉路費，再閑著白吃，花不了幾天了。”吳永新說，天下民工都一樣，背起包袱出門最擔心城里兩件事:一是能不能找到活干，二是會不會被用工單位騙,許諾不算數，工錢被拖欠。　　　 

    但擔心沒能阻止民工們進城的腳步。畢竟，打工是現階段農民增收中成本相對最低、風險最小、效益最好的切實可行途徑——當一些地方的農民連土地都失去了時，只要健康的身體還在，他們就只得出賣最后的財富——力氣或手藝。以皖北農業大縣定遠縣為例，７６萬農業人口中，有１／５在外打工。在當地農民的收入構成中，糧食、副業和打工的比例大約是1：3：6。這個縣每年的打工收入在７.５億元左右。所以，在它的縣域經濟發展規劃中，勞務輸出和養殖業、林業處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擴大到安徽全省，每年勞務輸出實現收入在６００多億元，相當于安徽全年的財政收入。在當地，有一種說法是：民工們在外創造了一個“流動的安徽”。非獨經濟欠發達省份如此，即便是在江蘇，２００３年全省新增勞務輸出７２萬多人，農民人均勞務收入７３７元，增加１１０元，勞務增收占農民增收份額近一半，成為農民增收的主渠道。實踐表明，當前抓住了勞務增收就抓住了農民增收的關鍵。　　 

    但橫在民工“吳永新們”面前的難題：信息不暢、技術低下導致工作難找，由此形成的盲目性和無效性會侵蝕勞務增收的功能。記者在南京的勞務市場發現：一邊是成群結隊的進城民工苦苦等待，難以找到活干；一邊是許多企業為找不到合適的員工而犯愁。“一些人沒事干，一些事沒人干”的原因無外乎兩點：一是眼下的農村勞動力輸出仍以“靠天吃飯”居多，靠自發組織或親友帶動，基本處于盲目轉移、無序流動狀態；二是民工缺乏起碼的技能培訓。　　 

    勞務的購買者在城市，“瓶頸”的突破自然離不開城市。與吳永新的家鄉安徽五河縣一水之隔的是江蘇省沭陽縣。沭陽民工王義貴與吳永新相比，“幸福多了”。３０冒頭的他在蘇南經濟強縣昆山的一家五金企業做工，進城、返鄉有大巴接送，進廠前有統一培訓，工資、勞保按合同辦。“因為是掛鉤的，我們很省心，把活干好就行，其他的不用管。”王義貴所說的“掛鉤”指的是“南北掛鉤，對口勞務協作”。自２００３年始，江蘇省啟動“５００萬農民大轉移工程”，每年確保新增勞務輸出５０萬人、力爭輸出７０萬人，到２０１０年實現５００萬農村富余人口轉移就業的目標。政府鼓勵工業經濟發達、對勞動力需求量大的蘇南地區，根據本地用工需要，與蘇北、蘇中等地農業人口富余、農民增收困難的市縣掛鉤，開展定向勞務培訓和輸出，所謂“北輸南接”。　　 

    在蘇南，昆山、蘇州等１２個縣市與蘇北地區的徐州、淮安、鹽城、宿遷、連云港５地對口掛鉤。從２００２年起，昆山市成為有著１７４萬余人的江蘇人口第一大縣、經濟窮縣沭陽的勞務合作對象，昆山的１１個鎮與沭陽建立起對應的勞務輸入與輸出基地，沭陽為昆山的１５０家企業長期提供勞務配套。每年，昆山到沭陽舉辦的勞務招聘會不少于２場。今年２月初，昆山市組織３３家用人單位赴沭陽招聘，提供就業崗位信息７０００多個。２００３年，僅昆山市吸納的蘇北務工人員就逾１６萬，差不多每５個外出民工中就有１人以上是“南北掛鉤”的受益者。 

　　　　　　　農村ＶＳ城市：“農村的希望在于人要走出來，人走出來就活了”　　 

    “學得一技，終身受益；出去一人，全家脫貧。”王義貴說，這順口溜在他的家鄉家喻戶曉。“南北掛鉤”是政府推動，而“訂單培訓”則是多方參與、市場運作下，用城市的眼光牽引民工進城的腳步。政府方面，江蘇省制定《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外出就業農民培訓規劃》，采用政府補貼與培訓后輸出掛鉤、個人支付與財政補貼相結合的經費補貼方式，對所有有條件的農民進行一遍職業技能培訓。今年，江蘇省投入４０００萬元專項資金，鼓勵社會辦學，有針對性地開展勞動力轉移訂單式培訓。每培訓輸出１人，政府獎勵１００元。一些社會中介與用工企業建立合作型勞務公司，融技能培訓、職業介紹、服務管理和權益維護為一體。他們對外出務工人員實行八包：即包教、包會、包安排工作、包拿到工資、包跟蹤服務、包專車接送、包人身安全、對工廠不滿意包調換工作。　　 

    “南北掛鉤”和“訂單培訓”的模式大抵可概括為：南北溝通信息→服務公司和企業簽合同→民工到服務公司求職登記→達成意向,民工和服務公司簽合同→訂單培訓→包車,送民工入廠→民工打工/服務公司派駐人員日常管理、協調溝通→包車返鄉。借此，勞務輸出的組織化、產業化程度提高，針對性、實效性和就業穩定性增強。　　 

    駱萬里是勞務輸出的成功者。在上海等地的玻璃企業打工５年多，他除賺了些辛苦錢外，學到了一技之長、掌握一些商路，回鄉創辦了一個玻璃藝術品廠，如今年產值過百萬。在他的家鄉江蘇省鹽城，近年來呈現外出打工潮與返鄉創業潮雙流動的新格局。回鄉創業者帶動轉移農村勞動力７萬多人，帶動比例為１：１１。按轉移一個勞力增加年收入８０００元計算，一個四口之家人均就可因此增收２０００元。駱萬里說，“打工棗致富棗創業棗富民”并非遙不可及，在江蘇比比皆是。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說，農村的真正希望在于人要走出來，人走出來就活了——思想活了，謀生的手段活了，創業致富的欲望也就活了！　　 

    在撥亮農村的希望油燈時，城市——曾經以農村的膏油照亮前程的城市，是否該回饋一點油？！　　　 

　　　　　　　　農業ＶＳ城市：用桌邊的笑顏驅散田邊的淚水　　 

    “三進三出呀，最終，我們還是退出了上海市場。”在安徽省安慶市農委副主任張勛民眼里，城市的門檻高難跨。他所說的“三進三出”指的是安徽農特產品太湖粉絲想進上海的大超市，但屢試屢敗。安慶乃安徽農業大市、魚米之鄉，盛產香米、淀粉、綠豆等制作粉絲的上好原料。張勛民說，太湖粉絲色純、味正、爽口在上海已有些口碑，但因為要交昂貴的超市進場費、貨款結算周期拖得過長，而農產區的農副產品加工企業大多還處在起步階段，本來資金就不很充裕，結算周期一長，資金周轉就吃緊，沒法做下去。所以，太湖粉絲前后嘗試過三次，想擠進上海的超市，但最終還是給踢了出來，只得拿到菜市場零賣，品牌打不響，價格上不去，銷量也大不了。“如果沒渠道，再好的東西也別想打動城里人，而渠道掌握在城市手里。”張勛民說。　  

    發展農業必須聚焦城市，要走出中世紀以來即形成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模式，必須依托城市。蘇北農業大縣沭陽縣委書記莫宗通說，農業發展到今天，主要市場在城市，主要資金在城市，農業的科技力量還是在城市，離開城市，農業就成了沒皮的毛。沭陽縣曾多年在江蘇縣域經濟中“墊底”，多項經濟指標居全省之末。２００３年，全縣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了３２６６元，６年來年均遞增２２％。其功有賴發展“進城農業”。利用地處南北花卉更替帶的地理優勢，沭陽將“花木興農”作為振興農業的突破口。如今，全縣栽種花木２５萬畝，１０００多個花木大戶家家有電腦，人人會上網獲得信息。“中國園林網”和“中國花卉網”中沭陽農戶創辦的網站占到５０％以上。　　 

    記者了解到，被國家林業部評為首批“中國花木之鄉”的顏集鎮，還與南京農業大學聯合創辦了虞姬花木學院，開設園林綠化設計、市場營銷等四個大專班，培訓花農。這個鎮還與中科院基因研究所合作，采用克隆技術，組培花木新品種。２００３年，全鎮花木銷售收入超過５億元，銷售百萬元以上的大戶就有３００多家。“花木女狀元”林茂芝說，她用不到４年的時間，在北京、上海、西安等地建立了花木分銷公司，擁有資產６００多萬。昔日“窮縣”，如今成為江蘇花木第一縣，年產值超千萬元的花木實業公司就有１２家，并實現花卉出口創匯。在北京申辦奧運會成功的次日，就有沭陽人跑到北京租地上千畝，種植花卉苗木，開拓奧運花卉市場。　　 

    念花經、發楊（樹）財、抓菜籃，沭陽的“進城農業”讓人看到希望的微芒。當農業這位貧家女捧出綠色之心欲與城市“戀愛”時，城市該如何“執子之手”？ 

　　　　　　　　農戶ＶＳ農企：誰能讓農戶分享農產品的增值利潤？　　 

    在高致病性禽流感流播期間，江蘇省太倉市的肉雞外銷量由每天１０萬只銳減到２萬只，售價由每斤４元左右跌到每斤２元，最低時只有每斤１元。但疫情并沒有讓這里的２３００多家養雞戶受到太大損失。當地的養雞戶說，因為有太倉溫氏家禽有限公司“托底”保護，至今沒撲殺一只雞，且飼養一只雞依然能平均賺到１．３元到１．４元的利潤。　　 

    太倉溫氏家禽有限公司不養雞，也不直接賣雞給消費者。作為肉雞產業的組織者，它主要負責６個環節：雞種的選育、繁殖和苗雞供應；飼料配方的研制、生產；防疫和藥品供應；養殖技術培訓和技術服務；成雞收購和檢驗分級；市場信息收集、行情判斷和批發。溫氏公司辦公室主任周勇說，公司負責產業鏈管理、綜合配套、科技開發和成雞批發，農民專事肉雞飼養，運銷大戶負責肉雞銷售。農戶只要每只雞交付３到５元的合作基金，即可到公司開戶養雞。公司按時發放苗雞、飼料、疫苗和藥物，上門進行防疫、技術服務；農戶按照公司的要求和標準組織生產。成雞后，公司定期回收，每只雞確保毛利在１．４元左右，農戶可在預知利潤的情況下放心養雞。公司根據市場行情，將成雞統一批發給運銷戶，運銷戶每運銷一只雞盈利在０．２至０．４元之間。農戶根據提供成雞的數量和等級與公司結算，一次性結清款項。農民預交的合作基金和溫氏公司發放的苗雞、飼料、藥品等均按實際發生天數計算利息。　　　 

    記者采訪發現，與大多農企不同，溫氏公司的利潤點不僅在養殖、銷售環節，還在苗雞、飼料、藥品生產供應等產前綜合配套環節。目前，溫氏公司擁有農業部認定的４個疫苗生產基地中的一個，１０萬噸的飼料加工廠２座，４０萬套種雞場３座，４０００萬羽苗雞孵化廠２座，日上市肉雞１０萬只的一級交易市場２座，技術服務部４個。以雞飼料為例，按每噸贏利１０元計算，溫氏公司一年僅此獲利就在２００萬元以上，而對于一個專業性的飼料廠而言，每噸１０元的利潤水平是無法生存的。　　 

    正是在向前延伸農業供應鏈中，創造了產業整體運作的高效益，使得溫氏公司與農戶分享農產品在流通中產生的工商利潤成為可能。２００１年上半年，溫氏公司運行利潤高出預算，當即二次分配利潤，追加給農戶每只雞０．２元。養雞戶不僅在正常情況下可獲得穩定的收入，在疫情、災害爆發或者其他因素引起市場行情突變時，公司進行豐歉相補，承擔主要風險。譬如２００１年６月，肉雞市價大大低于成本價，溫氏公司一個月虧損１６８萬，但仍堅持按協議保護養雞戶和運銷戶的利益。今年暴發高致病性禽流感后，公司動用風險基金，堅持以每斤４到５元的價格保價收購，未將損失分攤到農戶頭上。　　 

    江蘇省農業廳廳長劉立人分析說，目前我國農業效益低下、農民增收困難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農業產業體系分割，產業鏈短小、脫節，農業局限于單純的種養環節；農民在產業鏈中處于弱勢地位，很難分享到初級產品的增值利潤。許多農業龍頭企業之所以難與農民保持長期穩定的利益連接關系，與其只重視農產品的加工增值利潤，忽視了產業鏈整體的組織效率和效益很有關系。　　 

    誰來將農民組織起來，提高農產品的市場化程度，增強其抗風險能力？誰來讓農戶分享農產品的增值利潤？這是個問題，一個單單由農民回答不了的問題——企業該做些什么？（完） 

    (記者 徐壽松 包永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