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7月，全國多地的炙烤模式開啟，局地最高氣溫突破40℃，地表溫度超過60℃。與氣溫同時急劇攀升的，還有從上海開始的“垃圾分類”熱度。你到底是什么垃圾？這個來源自靈魂拷問，逼瘋了上海人之外，可能還讓外賣行業陷入了“危機”。

在處罰措施和環保教育并行的大環境下，便捷的外賣變成一件處理起來有些麻煩的事。于是，外賣行業將告別“野蠻生長”、外賣平臺急眼了、消費者不敢點外賣了等聲音出現——似乎下一刻，美團和餓了么就將被推上絞刑架。

盒飯財經與多家外賣公司取得了聯系，也采訪了上海、北京、杭州等地多位已開始施行或試行垃圾分類的消費者，還走訪了位于產業鏈上游的外賣包裝方面的供應商，試著弄明白垃圾分類對外賣行業的影響，以及將會帶來哪些變革和契機。

1.垃圾分類后，不點外賣了？

那些在網上吐槽說，因為垃圾分類開始不點外賣、不喝奶茶、不吃零食，拒絕額外制造垃圾的“胖友”們，顯然身體還是很誠實的。

“像我們女生平時會點一些外賣，比如奶茶什么的。以前我喝不完的時候，經常把它直接扔在垃圾桶里，但是現在垃圾分類實施以后，我會先把里面的珍珠、布丁、紅豆等，先把它們倒在濕垃圾桶內，然后如果有時間有條件的話，我會把杯子洗干凈，吸管洗干凈然后扔在可回收的垃圾桶。”上海居民毛女士，在接受央視采訪時，說出了垃圾分了后，便捷的外賣成為麻煩的原因。

盒飯財經針對這一現象，也采訪了上海的滕先生：

“就是把外賣里的廚余垃圾倒在濕垃圾里，盒子丟干垃圾。但對我來說，最麻煩的就是濕垃圾得破開包裝袋丟進垃圾桶，因為垃圾袋是干垃圾。這導致每天倒垃圾變成了一個大事。”

7月1日起，上海開始執行“史上最嚴垃圾分類”新規，個人扔錯垃圾最高罰200元。繼上海之后，6月28日，住建部宣布，到2020年底，全國有46個重點城市先試先行，要基本建成垃圾分類處理系統，在2025年前，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類處理系統。

顯然，垃圾分類是一項全國性的工程。全國推廣后，上述點外賣后的困擾，會對外賣平臺、外賣商業產生哪些沖擊？

網絡奶茶垃圾分類圖

盒飯財經還采訪了3位上海當地的年輕人，都表示身邊點外賣的情況并沒有因為垃圾分類而驟然改變：“部分非硬性的估計就不點了，比如宵夜。像我這種午飯沒地方吃的，還得點。”

這一采訪結果，與美團給予盒飯財經的回應一致。據美團上海地區相關業務部門回應，從數據上來看，目前垃圾分類對美團外賣業務影響不大。餓了么也僅在餐具數據上有變化。

根據上海市市場監管局此前制定的《上海市餐飲服務不得主動提供的一次性餐具目錄》，自2019年7月1日起，餐飲服務者不得主動向消費者提供目錄內的一次性餐具，包括一次性筷子、調羹、叉子、刀。

餓了么訂餐平臺的數據顯示，7月1到4號，“無需餐具”訂單量環比6月同期，增長了149%。美團外賣本月起在上海地區，餐具數量成為必選項，選“無需餐具”的訂單量比之前大幅增長。同時，美團外賣平臺還通過“無需餐具(能量+10)”來鼓勵用戶優先選擇“無需餐具”。

也就是說，垃圾分類對主流外賣平臺的直接影響，并不體現在消費群體的下單量上。

2. 風口中的外賣盒

沖擊不在于外賣平臺。

90后的安哲，是北京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創始人。為餐飲行業提供生物可降解外賣餐盒及相關的解決方案，是該公司的主要產品和服務。

對話過程中，時不時從他口中蹦出的PBAT、PLA等專業詞匯，侃侃而談的原料熔點、塑形溫度等話題，讓人很難相信安哲是中國傳媒大學畢業的“純文科生”，老本行則是與攝像機、燈光、腳本打交道的編導策劃。

聊起垃圾分類對公司的影響時，安哲告訴我們：“今年開始，我們現在都不差客戶，也不用怎么找客戶，好多連鎖餐飲企業會主動來找我們。”

在與我們溝通中，除了垃圾分類，安哲多次提到了另一個詞——禁塑令。

套用商業模式中的概念，垃圾分類是C To B，從處于下游居民的C端管理、收集，往上游垃圾廠、回收端等B端“分銷”。大眾的感知比較強，所以在上海試行沒多久，網絡上的吐槽和段子一直沒停過。

而垃圾分類的哥哥——“禁塑令”則是B To C，從上游的原料供應方、塑料制造方、采購企業方等B端進行管控，進而影響C端大眾的使用。

2019年開始，繼2015年吉林省全面禁塑后，海南省加入禁塑大隊，并給出了推行“禁塑”的時間表：

2019年底前，建立健全全省禁止生產、銷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地方性法規及標準體系，完善監管和執法體系，形成替代產品供給能力；

2020年底前，全省全面禁止生產、銷售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塑料餐具；

2025年底前，全省全面禁止生產、銷售和使用列入《海南省禁止生產銷售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名錄(試行)》的塑料制品。

垃圾分類和禁塑令，是資源和生態保護事業中的兩個重要環節。談垃圾分類對外賣的沖擊和影響，外賣平臺中入駐的商家和上游餐盒、原料供應段，他們的感知更明顯。

“2017年，我還在做外賣運營服務的業務。在業務拓展過程中，發現國外相繼頒布禁塑令，而國內外賣在行業高速發展中制造的塑料垃圾也在幾何增長。”安哲在發現這條狹窄卻應該可以走通的小路后，一頭扎進了原料行業。

2018年1月17日，艾媒咨詢權威發布《2017-2018年中國在線餐飲外賣市場研究報告》。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詢)數據顯示，中國在線餐飲外賣市場規模增速持續放緩，但仍有一定上探空間，2017年外賣市場規模突破2000億元大關，預計2018年將達到2430億元。

同時，根據《紐約時報》5月28日的報道，科學家估計，2017年中國的在線外賣業務產生了160萬噸包裝垃圾，是兩年前的9倍。這其中包括120萬噸塑料盒、17.5萬噸一次性筷子、16.4萬噸塑料袋和4.4萬噸塑料勺子。據估計，2018年這一數字將增加到約200萬噸。

另一頭是高速發展的外賣和外賣餐盒垃圾，另一頭是國際上愈加主流的“禁塑令”。

2018年1月11日，英國首相特蕾莎梅在倫敦發布未來25年國家環保戰略，宣布英國計劃在2042年前消除所有可避免的塑料廢棄物，該計劃包含塑料袋、食品包裝袋和一次性塑料管等與英國人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塑料制品。

為徹底解決廢棄塑料拒收問題，韓國環境部2018年8月2日起將對相關法律修訂案實施為期40天的立法預告，年底起將在商場和超市全面禁用一次性塑料袋，實現了從“不得免費”到“全面禁止”的跨越，1.1萬多家超市和2000多家大規模商場今后將只能向顧客提供計量垃圾袋、空紙殼箱和環保購物袋等以盛放購買物品。

智利、澳大利亞、新西蘭、蒙古國、印尼等國都相繼開始“禁塑”。

“你想啊，做外賣運營或咨詢，一個大企業一年的預算，頂多就三五百萬。那餐盒可不是，高頻高客單價，這個領域的天花板可比之前高多了。”說到這里，安哲還順手拿了幾個不同材質和形狀的餐盒讓我們感受，“就剛才，一個日本餐飲連鎖企業聯系我們，需要做一套生物可降解材料的模具，300萬。”

3. 洗牌前夜

就目前主流的垃圾處理技術來說，主要有焚燒、填埋和堆肥。固廢觀察公眾號，曾形象地描述了這三種垃圾處理方式的位置。

“焚燒只是排行老三，老大是填埋，老二是堆肥，他們都出生于農耕時代已有上千年的歷史。眼下，老二堆肥在正病休在家，基本上不太管事；老大填埋心有余而力不足，行業地位大不如從前；老三焚燒則正是年富力強，全國各地到處可以見到它的身影。”

那垃圾分類和禁塑令到底有什么關系?為什么垃圾分類對可降解材料行業是一件利好的消息?針對這個疑問，我們采訪了在杭州負責垃圾分類推廣的俞女士。

據了解，杭州市現在一天的垃圾生產量三到四年就可以把一個西湖填滿;從2007年到2019年不到12年的時間里，杭州已經填埋了1700多萬噸垃圾。原本預計使用24年的填埋體積，12年就被填滿了。

就以杭州市余杭區近幾年生活垃圾量的變化來看，當地政府處理垃圾的成本和壓力可想而知。

這些生活垃圾中，還有很大一部分是外賣餐盒、包裝袋、餐具等等。使用幾個小時，或者幾分鐘的這些垃圾，需要450年才能被降解。

而這也是垃圾分類的原因之一。如外賣餐盒和剩余的食物一起處理，原本在土壤中能快速分解的食物，降解時間將延長數倍，這無異于無形中增加了資源成本。

從禁塑令到垃圾分類，在環保方面刻意或無意選擇了蒙眼狂奔的外賣行業，“睡”了十余年后，已到了不得不睜開眼的時刻。

盒飯財經針對“外賣餐盒的環保和安全”“廚余垃圾和塑料垃圾為何要分開”等問題，進行了采訪。

上海的滕先生表示，垃圾分類后的環保意識有一定的提升，但是可降解材料成本較高，推廣起來最終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對普通消費者來說，環保公益的理念不可能強制推行，也不可能立刻提升，大家選擇上還是看性價比。

上海的單女士補充表示，之前就比較關注外賣餐盒的安全、健康和環保問題，但一直不知道該如何規避其中的風險。

“除非像肯德基、麥當勞這樣的規模的餐飲連鎖企業，一般的餐飲企業，誰會去專門從材料到工業設計再到餐盒，自己打通上下游做產業鏈的整合?沒有規模的前提下沒什么成本優勢，耗時耗力。”

安哲告訴我們，目前在產業鏈整合的前提下，可降解材料的價格略有下降，但平均價格還是比現在餐飲企業提供的塑料餐盒還是偏貴。

以目前已經成型的外賣餐盒來看，平均一個淀粉基可降解餐盒在1.5元左右，與品質中上的塑料餐盒價格持平。

《商業周刊中文版》在今年年初，對吃不起、越來越貴的外賣進行了一次報道。報道中著重點明和分析了一個現象——外賣越來越貴，商家的成本越來越高。

中國烹飪協會公布的全國餐飲收入情況中了解到，從2018年開始，第三方外賣平臺費用已被納入，成為餐飲成本的一項重要數據指標。

該協會分析，由于人工、房租、社保、殘保金、第三方外賣外送服務平臺費用等各項成本不斷攀升，涉企收費尚無明顯變化，餐飲市場表現增長乏力。

易觀分析師楊旭也在采訪中預測：“2019年以來外賣價格在普遍上漲。上漲原因來自兩方面，一是平臺傭金的提升，二是配送費的提升。”

這一預測，還未加上即將到來的“環保餐盒革命”。如使用成本較高的生物可降解餐盒，對不少中小規模的外賣餐飲商家來說，算得上雪上加霜。將此類成本轉嫁到消費端后，主打性價比和便捷的外賣行業也將逐漸失去優勢。

出來混總是要還的，迭代成更安全、更環保的“餐盒”，也只是在還外賣行業過去粗放增長中留下的債。但，如不降低環保和安全的成本，主要依靠“個人環保意識”的烏托邦方式或嚴苛處罰手段的“垃圾分類”，商家和個人又能堅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