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馬的案子我知道判了，可是我幾乎沒有精力再去過問這件事了。”北京好望角文化發展有限公司運營部經理郭紹慶在電話里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普馬欠我們的210萬在兩年半以前就已經判決我們勝訴，但我們至今也沒拿回來一分錢。” 

　　郭紹慶稱，此次普馬案判得非常重，這表明了國家整頓市場秩序的決心。但他個人認為，對于供應商而言，欠款要回來的希望也更加渺茫了。“20個億的債務，沒收的財產就是經過拍賣也不過2000萬，除去償還普馬職工的工資和各種保險，其余的還剩多少呢？”

　　這種困惑無助的情緒也籠罩著其他因普馬公司崩盤而受損的供應商。一位供應商甚至表示，即使普馬高管被判死刑，供貨商所遭受的損失目前也是沒有辦法追回的。“賠償沒有希望，也許只能用這種高調宣判來安撫供應商的情緒了。”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供應商無奈地說。

　　普馬高管一審獲重刑

　　在零售業內造成巨大影響的“北京普馬超市9高管涉嫌合同詐騙和抽逃資金案”（下稱“普馬案”）3月20日由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

　　除已經出逃海外的普馬中國董事長劉五一之外，原北京普馬8位高管均獲刑罰。其中原普馬中國企業首席運營官、聯合總裁吳衛東獲刑最高，被判處無期徒刑，其他7名被告人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六年至有期徒刑一年九個月。不過，此次判決并未涉及供應商的賠償問題。而普馬因資金鏈緊繃引發全國性的擠兌風潮，直至2005年全面崩盤時，普馬系共拖欠全國供應商貨款20多億。

　　對于判決結果，吳衛東等原普馬8位高管都大呼冤枉，辯稱自己不該背此罪名。他們認為，責任應該由幕后老板劉五一承擔。

　　獲刑最高的吳衛東向媒體抱怨判得太重，聲稱自己只是打工的，他這個所謂聯合總裁其實只起到上傳下達、抵擋討債的作用，因為當時討債的人太多，公司老總劉五一根本不能在辦公室露面。2005年8月底，他便從普馬辭職。

　　該案另一名被告人的辯護律師也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其當事人在普馬中起到的作用不過是簽字而已，財務決策權都在劉五一手里，“我的當事人的簽字都是受劉五一的指令，而且，即便沒有他的簽字，涉案資金也照樣會調撥出去。”

　　“對于判決結果，我不便發表評論，但肯定是要上訴的，詳情現在還不方便透露。”吳衛東的辯護律師、北京市眾睿律師事務所耿一林律師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盤活門店仍是唯一選擇？

　　普馬案宣判以來，一直在普馬維權案中沖在第一線的山西省代理商聯合會會長樊曉軍的電話就幾乎沒有斷過。他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不僅供應商們在和他探討勝訴以后該怎么辦的問題，各家媒體也幾乎快把他的電話打爆了。

　　對于普馬案的宣判，樊曉軍表示，他聽到判決結果的第一反應是歡欣鼓舞，感謝政府為零供市場立了規矩，而這規矩早該立了。

　　現在，他和供應商們一樣翹首期待案件進入下一個程序，即在普馬破產拍賣以后，希望政府能夠考慮廣大供應商的利益，在償還普馬員工欠款以后，考慮按比例償還供應商的欠款。

　　樊曉軍還告訴記者，普馬供應商的代理律師已經在美國成功起訴身在當地的劉五一。“連賴昌星、高山都有引渡回國的可能，我們當然希望劉五一也能夠被引渡回來。”他說，“這是我們廣大供應商的希望，或許也是獲罪高管家屬們的希望。”

　　事實上，早在2005年元月普馬全線崩盤后不久，一些損失慘重的供應商就開始了維護自身權益的“自救行動”。2005年4月，一些激進的供應商預料到不會很容易追回貨款，就自己組織了一套管理班子，準備接手普馬繼續經營。但“自救行動”當天就被有關部門制止了。“他們說這是違法行為，因為普馬案已經屬于刑事案件了。”一位當時參與“自救”的供應商告訴記者。

　　隨后，新疆諾瑪特供應商的行動又讓全國各地的普馬供應商看到了一絲希望。2005年8月15日，新疆諾瑪特的兩大債權人——中國建設銀行新疆支行和諾瑪特的供貨商聯合起來，在原諾馬特烏魯木齊市門店的基礎上，組建了新的“樂億多”超市。當年12月28日，超市開門迎客。然而，由于投資方中國建設銀行新疆分行承諾的400萬元資金僅到位50萬元，其余資金遲遲不能到位，新超市開業不久又累積了新供應商們的欠款，超市一直處于虧損狀態。股東、供應商開始自亂陣腳。許多供應商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撤掉已經供應給樂億多的貨品，或者對其限量供貨。樂億多再次陷入生存危機。直至2006年6月30日，樂億多被新疆盲人民營企業家馬德昭接盤后，才逐漸挽回頹勢。據稱，樂觀預期是今年盤活。

　　2006年6月，北京約30多家普馬供應商也開始聯合起來尋找出路。他們邀請律師一起碰頭開會，還將山西省代理商聯合會會長樊曉軍推選為維權的牽頭人。但記者在會議現場看到，供應商們雖然群情激動，對于如何維權卻是眾說紛紜。用一位牽頭人的話來說，每個人都在考慮自己的利益，對于集體維權持觀望態度。會議開了很多次都未能形成一致的決議。

　　“供貨商們總是對追討貨款存有僥幸心理，紛紛到法院起訴，以至于海淀法院一下子接了上百個普馬案。一些供應商已經拿到勝訴的判決，他們甚至覺得國家就應該優先考慮他們的損失而放棄了集體維權。”樊曉軍表示，由他提議的成立全國性的供應商組織也因得不到一致意見而遲遲無法落實。

　　誰是下一個“普馬”

　　正是因為供應商的不團結，曾經如火如荼的供應商協會近兩年來遭遇發展的瓶頸。

　　“全國將近50家供應商自己成立的組織，除了太原、合肥、十堰、海南等屈指可數的幾家外，其余大部分協會的工作都處于停滯狀態。”樊曉軍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協會的運行難題之一是很難選出一個為大家考慮的優秀會長和秘書長。但從根本上說，供應商們大多只考慮眼前利益，很容易就被零售商從內部瓦解了。”

　　十堰供應商協會的崔會長談及此事更是深有感觸。他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會員們心不齊，占便宜的時候都來了，需要集體和零售商抗爭的時候卻躲在了后面。（誰）都希望自己能夠免費搭車，又不得罪零售商又在其中獲益。”

　　另外，商務部等八部門為緩解零供矛盾而出臺的《零供公平交易管理辦法》（下稱“《辦法》”）不能得到有效執行，也使得供應商維權艱難。

　　崔會長說，《辦法》實施以來，基本就是形同虛設，規定供應商不應交納的各種進場費用一分都沒有少。反映到當地商務局，都推說這是幾個部門的事，不好解決。
   
　　時至今日，用窮途末路來形容供應商的處境并不過分。

　　針對普馬的賠償難題，樊曉軍一直堅持自己的觀點，“現在看來，‘盤活門店’可能是自救的惟一辦法了。”他們希望通過合法手續接管原普馬門店，辦理相關證照手續，成立新的公司，自己管理或者聘請第三方公司來經營，通過銷售商品賺取利潤來償還欠款。

　　樊曉軍同時呼吁有關部門重視類似普馬這樣的惡性事件。“普馬之后，我們又看到了因類似資金危機而倒下去的盛興、超市發等等。再不關注，下一個‘普馬’也許就不遠了。”樊曉軍說。

　　背景：

　　1996年，民營企業諾衡控股有限公司采用特許經營的模式將美國普爾斯馬特（PriceSmart，簡稱普馬）會員店引入中國，組建了北京普馬集團。其后，普馬集團以超乎常規的速度發展。1997年至2004年5月，在全國陸續開設了46家連鎖店，年營業額超過40億元，并于2001年后自行推出大型購物中心諾瑪特，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民營零售企業。不過，靠銀行貸款、拖欠供應商貨款、抽調注冊資本金等手法維持的快速擴張終于在2004年因銀行收縮銀根而凸現資金鏈緊繃，隨即引發全國性的擠兌風潮。至2005年普馬系徹底崩盤時，普馬會員店和諾瑪特共拖欠全國供應商貨款20多億。
　　（中國經濟周刊    宋雪蓮 許浩 ）